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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丨消费与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的内在机理、现实问题与政策措施
2025-10-142

消费与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的内在机理、现实问题与政策措施


刘立峰 曹旭浩


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是实现稳定增长、优化供需结构、激发发展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机制。也成为以自身确定性应对外部不确定性、在变局中赢得主动、赢得优势的关键手段。


一、消费和投资的功能作用及互动关系


(一)投资和消费的功能与作用


消费是总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消费需求直接刺激生产,进而促进经济增长。消费带动商品和服务的流通,形成“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经济循环,维持经济系统的动态平衡。消费需求相对稳定,尤其是在经济下行时,消费的韧性有助于缓解经济波动,为经济复苏提供支撑。消费需求增加会推动企业扩大生产规模,从而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消费直接满足人们的物质和精神需求,如食品、住房、教育、医疗、娱乐等,从而提高生活质量和幸福感。消费需求升级和多样化推动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产品研发,为科技创新提供了应用场景和商业化机会,使科技成果更快地转化为实际生产力。


投资在供需两端均发挥重要作用,是稳定经济增长和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着力点。投资能够带来有效需求的扩张,并通过乘数效应带动增长和就业增加。投资形成固定资产(如设施、设备),为经济增长提供物质基础,资本积累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之一。资本具有主动性与黏合性,具备将其他生产要素串联与集合起来的能力,具有掌控、驾驭和配置其他生产要素的力量,成为现代生产的前提和基础。在市场机制作用下,投资会流向回报率高的行业和领域,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提高经济效率。投资是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关键环节,资本的循环畅通是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表现,资本循环出现堵点断点,生产力发展的步伐就会迟滞。


投资意味着将一部分资源和资金从当前的消费中转移出来,是牺牲当前的消费以换取未来消费能力的提升,这从时间价值与机会成本的角度说明了两者之间功能和作用的不同。消费是个人或家庭在当前时期使用资源或收入购买商品或服务,以满足即时的需求。消费的直接目的是为了获得即时的满足感或效用,提升生活质量。它是一种“享受”行为,因为资源被用于满足了当前的需求。投资是将当前资源用于未来可能带来收益的活动,而不是立即用于消费。投资的目的是为了在未来获得更大的回报,意味着放弃当前的消费机会,将资源用于未来的增值。当然,由于投资风险的存在,投资也可能降低未来的消费潜能。


(二)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机理


消费是投资的目的和指引。人们现在不进行更多的消费,而是将储蓄用于增加新的生产能力,为的是将来能实现更多更好的消费。这阐明了投资和消费的基本关系,即消费是最终目的,投资终究是为消费服务的,扩大有效投资是要实现未来更高品质的消费。同时,消费对投资具有指引作用,消费增长和结构升级能有效带动供给端的产能增加和产业升级,催生规模扩大和更高质量投资增长。随着消费理念和模式的变化,投资理念和模式也会随之变化,以有潜能的消费为指引,更易于发现有效益的投资方向,提升投资效率和质量。


投资是消费的前提和带动。消费是收入的函数,消费增加取决于收入增长,而收入的长期增长又依赖于投资的增加,投资是提供更多收入、更好消费的先决条件。投资领域有一个说法:投资中有30%左右可以转化为消费需求,即投资转化为实物工作量的过程中,也会通过人工费支出及其商品及服务购买的传导,带动收入增加和消费扩大。另外,投资可以带来资本积累,以及建筑物和设备存量的增加,更会推动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可以产生供给能力增强和结构优化的效应,既能够满足现有的消费需求增加,也可以引领和创造出新的消费需求。


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关系。消费作为短期增长因素是“需”,投资作为短期和长期增长因素,既是“供”又是“需”。消费和投资相互依存、互为条件,是经济中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没有消费,投资就无从实现,新的消费可以催生新的投资;没有投资,消费也无法满足,新的投资可以创造新的消费,两者相互适应才能推动经济有序、正常运转。投资增加→收入增加→消费增加与升级→新的更高质量投资增加,形成动态、循环、螺旋上升的发展过程。因此,所谓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说的主要就是两者间的动态平衡关系,体现在有效益的投资和有潜能的消费的相互作用,促进资源合理配置、经济稳定增长和人的全面发展。


因此,消费与投资不是此消彼长、非此即彼的关系,只是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其重要性有所不同,有时候投资是主要矛盾方面,有时候消费又是主要矛盾方面。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本质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价值创造与价值实现的统一过程;是消费需求的增长带动投资,而投资的增加又进一步创造新的消费需求的互动过程;是消费和投资相互依赖、协同发展、双向赋能、结构适配的联系过程,体现了消费和投资互相关联协调而不可分的有机结合过程。其中,二者相互促进是良性循环的前提条件和动力机制,而二者的良性循环则是相互促进的必然结果,而相互促进和良性循环的根本目的则是人的发展。


二、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良性循环的意义


(一)有利于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的重大战略任务,而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一方面,扩大内需是构建国内大循环的核心任务,而消费和投资作为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各自的增长都能够直接拉动经济增长。而形成消费和投资的互动和循环,则是扩大内需的有效抓手和实现路径,可以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韧性与可靠性,增强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另一方面,有效益的投资和有潜能的消费相互促进,能够利用庞大国内市场优势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断提升产业的竞争力,为国内大循环提供高质量的供给支持;能够推动产业转型和结构升级,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地位,更好地利用国际资源和市场,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相互促进。


(二)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而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我国的经济增长长期依赖投资和出口驱动,投资扩大生产能力,制造更多的产品满足出口的需要,但是,在美国对华经贸摩擦升级、全球供应链重构、我国出口面临冲击的情况下,外需的不确定性显著增加。这个时候,再不积极推动经济发展战略向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转变,高质量发展的进程将会被迫打断。只有高质量的消费才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引导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而高质量的投资必须能够带动就业,提高收入水平,增强消费能力,激发消费内生增长动力活力。通过有潜能的消费和有效益的投资有机结合,激活内需市场,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三)有利于实现供求体系的动态平衡


供求平衡是经济稳定运行的重要条件,而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是实现供求体系动态平衡的重要机制。消费需求的变化直接反映了市场的动态需求,能够为生产者提供明确的信号,引导投资方向,有效避免盲目生产,减少资源浪费。投资能够推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创造出更多符合消费升级需求的产品和服务,不仅能满足当前的消费需求,还能创造新的消费需求。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能够增强市场自身的调节能力,使供求关系更加灵活地适应经济环境的变化,避免市场大幅波动和资源浪费,促进资源更好地流向最需要的领域和企业,提高整个经济体系的运行效率。


(四)有利于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能够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强大动力。消费的升级和多元化需求是新质生产力形成的重要牵引力。随着消费者对高品质、智能化、绿色化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增加,企业为了满足这些需求,将加大在新技术、新产业上的投资,从而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投资能够带来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不仅能够提升生产效率,还能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为消费市场提供更优质的产品和服务,为消费者带来了更个性化、智能化的消费体验。消费和投资的良性循环为科技创新提供了动力和市场空间,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的出现。


(五)有利于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能够直接提升人民的生活质量。消费水平提升是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重要体现,随着消费结构的升级,人们的享受型、发展型支出不断增加,生活质量显著提升。投资的增加能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居民收入水平,进一步提升消费能力,通过投资创造未来更好的消费条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改善居民的生活体验。促进消费与投资的良性循环本质是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社会再生产的全过程,让消费升级持续牵引有效投资,不断创造美好生活新场景,让经济增长与增进人民福祉深度融合,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持久动力。


三、消费与投资相互促进良性循环存在的问题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社会预期偏弱、风险隐患仍然较多等问题,消费和投资的互动与循环中存在卡点和堵点,消费与投资的比例关系不协调,消费的引领作用和投资的带动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降低了经济转化效率,造成了供求体系失衡。


(一)经济增长过多依赖投资驱动,消费的支撑能力不足


我国的投资率长期保持在较高水平,而消费率则维持在较低水平。1979—2024年的45年间,投资率平均高达40%,消费率只有58%;2012—2024年,投资率平均达到46%,消费率则仅有54.3%。高投资率持续时间长、平均水平高,远超发达经济体的高增长时期,也比其他新兴经济体高。我国居民消费率的水平则低于其他国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消费率平均只有40%,而发达国家普遍在50%—60%,发展中国家也在40%—55%。我国政府消费率近些年稳定在16%左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OECD国家平均20%的水平。消费增长慢,消费率保持低水平,消费需求难以消化投资扩张带来的产能增长,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不足。


(二)消费和投资的循环不畅,容易导致经济的波动


消费与投资的互动机制是经济周期波动的核心,乘数效应和加速数原理共同构成了这一动态过程的理论基础。当两者良性互动时,经济可持续增长;一旦循环断裂,则会引发经济波动甚至危机。就像乘数与加速原理所表述的一样:投资增加通过乘数效应引起国民收入更大增加,收入增加又通过加速效应引起投资的更大增加,这样,经济就会出现繁荣。而当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由于消费需求与资源的限制无法再增加,这时就会由于加速原理的作用使投资减少,投资的减少又会由于乘数的作用使收入和消费减少,两者共同作用使经济进入衰退。由于乘数与加速原理的共同作用,形成了由繁荣到衰退,又由衰退到繁荣的周期性运动。


(三)以人为中心的意识不足,削弱了消费投资的有机联系


相当长时期以来,的确出现了某些投资与人民的心理预期不相符合的情况。例如,适应人工智能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的高技能劳动力仍然欠缺,再教育和职业培训机制存在缺失,提高人力资本投资仍有较大空间;关注城市数量和规模的扩张,忽视城市质量和效益的提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机制有待健全,未落户常住人口无法与当地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高品质空间供给不足,城市功能不完善、质量低等问题仍然存在。


(四)边际消费倾向趋于下降,降低了投资的乘数效应


按照乘数理论,边际消费倾向越高投资乘数效应越大。而我国居民对未来收入预期的不确定性增加,导致预防性储蓄上升,消费支出减少;社会保障水平不足,使得居民在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支出压力较大,进一步抑制了消费意愿;人口的老龄化会降低边际消费倾向;收入差距扩大,边际消费倾向下降。边际消费倾向下降直接削弱了投资通过消费循环放大的能力,降低投资刺激的政策效果。


(五)投资偏离市场需求引发结构失衡,反而抑制了消费增长


投资能促进增长和消费,但有时候也会产生相反效果,形成“投资—消费悖论”。奢华投资排挤消费,商业街改造投资导致租金上涨,对原住居民和低端商业产生排挤和置换效应,消费者可能因价格上升或失去特色而减少消费。金融资源分配不均,投融资偏向大企业,挤压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影响就业和收入,进而影响消费。公共投资挤出效应,政府大规模的公共投资吸引资金用于政府项目,相对减少了用于私人投资和居民消费的公共资源。


四、实现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良性循环的政策措施


有效破解当前消费与投资互动中的难题,积极寻找投资与消费良性循环的结合点,实现供需两端的良性互动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充分发挥庞大市场活力和工业体系完整优势,用国内大循环的稳定性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上升的局面。


(一)树立促进消费和投资互动循环的发展理念


紧紧围绕投资为什么、为了谁的问题,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导向,以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为指引,把以人为主导、根本和目的的发展理念贯穿到投资的全过程各方面。通过增加老旧小区、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等城市更新投资,加大公共教育、社会保障、食品安全、环境保护等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促进消费和投资的互动循环。在体制源头上形成统筹“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的良好环境,创造好的体制和政策环境,将投资者的行为及决策纳入追求“投资于人”的轨道上来。


(二)形成消费和投资互动循环的政策合力


突破传统政策边界,加强财税、金融、产业、投资等政策协同,促进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构建更加有利于促消费和投资互动循环的政策体系。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国债资金、地方债、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等加力支持教育医疗、技能培训、养老托育等领域项目建设,补齐公共服务短板。发行“消费—投资联动专项债”,募集资金同时用于消费场景建设与配套产业投资。支持符合条件的消费、文化旅游等领域项目发行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建立“消费—投资”联动基金,定向支持消费相关产业链投资。对消费导向型投资(如冷链物流)提供贴息贷款,降低融资成本。避免过度依赖金融杠杆刺激消费和投资活动,形成消费增长与实体投资相匹配。


(三)完善消费和投资互动循环的体制环境


加强改革的系统集成、协同高效,完善促进消费、扩大投资的制度安排。将政府行为及决策纳入高质量发展的轨道上来,关注老百姓所需所想。建立完备的组织机构。适应消费和投资的互动和循环的需要,建立完备的管理和推进机构,提高相关部门的执行力,推动消费与投资的联动。建立规范的标准指引。由国家主管部门发布统一的消费和投资良性互动的评价体系和标准指引,指导地方政府进行项目选择。将消费升级趋势纳入重大投资项目遴选标准,确保基建投资与未来消费需求匹配。促进多元主体的参与。推动多主体参与的形式、流程、权责等的制度化,畅通政策渠道和路径,平衡复杂利益诉求,让更多消费和投资主体参与到项目建设中来。


(刘立峰,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所研究员。曹旭浩,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选自《中国经贸导刊》2025年9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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